杀了妹妹“幸福”全家的姐姐应该同情吗？

　　昨天，成都那个捂死精神病妹妹的姐姐，仅被判3缓5

　　�犝馐且黄鸱⑸�在成都的悲剧。一对姐妹花，妹妹在一次脑膜炎之后患了精神病，久治不愈，姐姐和家人都深受其苦。于是，一个夜晚，在妹妹熟睡之后，姐姐用枕头捂死了妹妹，随后报警。

　　成都媒体的报道，对姐姐表达出了充分的同情。在成都媒体追踪报道这一事件数月之久后，今天，各大媒体都在醒目版面刊登了审判结果：姐姐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缓期5年执行。轻判的理由是：妹妹的病让姐姐长期精神抑郁；姐姐有自首情节；姐姐认罪态度好。

　　一个精神病人的生命权，若干精神病人家属的快乐生活权，究竟谁更应该得到保障？当这二者发生冲突之时，我们是否就该“舍鱼而取熊掌者也”？

　　妹妹患有精神病，姐姐和家人的痛苦是勿庸置疑的。一个精神病人的生命权，若干精神病人家属的快乐生活权，究竟哪一个更重要？不可否认，都很重要。但当这二者发生冲突之时，媒体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？难道只能是简单的“舍鱼而取熊掌者也？”

　　“杀了一个人，幸福全家人”的做法，引来了广泛的民众同情，这和人性中天生的自私性是分不开的，现代人都讲究自我，都重视自我，当“极少数人”影响到了“绝大多数人”的幸福生活时，这“极少数人”的权益本身就已是岌岌可危。作为媒体，此时的思考，就更要保持中立，就算有所倾斜，也不应该忽视那“极少数”。媒体不能如淳朴的老百姓那样，只做一个简单的加减法：减掉一条人命，幸福了多少人-----

　　但遗憾的是，我看到，今天成都媒体的报道，完全占在了这“绝大多数”人一边。

　　而这“绝大多数人”所代表的民意，则通过媒体平台被放大、被强化。最终，一个并非精神病人的凶手（仅仅是心理抑郁）的故意杀人行为，获得了法律的认可（大家都明白，判3缓5基本等同于无罪释放）。

　　尽管，个别媒体的报道中也显得貌似理性，并采取了一些平衡的报道技巧（比如提出有少数人质疑判决，认为量刑太轻），但文章和图片以及整个“版面语言”所表达出的，就我个人感受到的，倾向性是——这个判决很人性化。

　　杀妹的婷婷得救了！婷婷的家人可以松口气了！关心婷婷命运的民众们可以松口气了！

　　婷婷杀妹案的报道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衡的基本原则。我这个读者看到的是充满了倾向性的图文报道，比如，通篇都是婷婷自述的痛苦，及遇害者其他的亲属自述的痛苦。我们在报道婷婷杀妹事件时所制造的“媒体语境”中，伦理基础是“婷婷本来是个好女孩”，“她本来绝不会杀人”，“她杀了妹妹，也是为了解脱妹妹”------

　　--精神病人是没法说话的，一个已被亲姐姐掐死的精神病人更是没法说话的，我无从得知，婷婷的妹妹是否真的想被姐姐“解脱”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记得有一篇追踪报道中还提到，婷婷的妹妹在清醒时曾有过想不连累家人想解脱的念头，这是婷婷杀人有理的重要证据，她是在完成妹妹的“心愿”——当然，这个信息仅仅来源于婷婷单方面的陈述。

　　当事另一方的“永久缺席”，让这些单方面的说辞和情感表达充斥版面，让读者的感情天平迅速倾斜。我不禁猜想，如果死人能够说话，婷婷的妹妹的痛苦能够得到我们同等篇幅的报道，那么，读者的读后感还会是满怀同情地认为婷婷“杀妹有罪，但是合理”吗？

　　这篇报道的倾向性明显，信息却不完整。该篇报道，多数依赖于婷婷本人的自述（这感人肺腑、声泪俱下的自述在各媒体详细刊登就有三次以上，说实在的，我都看得有点审美疲劳了）。而自述往往带有信息渠道单一、主观性强、难以核实的弱点，容易“说什么是什么”。比如，杀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，当事人的叙述是否真实，她的内心除了想替妹妹解脱，想替家人解脱外，是否还有“自己不想被连累”的自私的想法（我个人强烈怀疑是有的，但有这个自私的想法很正常，本身无错，只是我们不能故意忽略）？这些似乎难以得到证实。

　　得不到证实本身没有错，但对于得不到证实的信息，而刊登出来又足以影响到整个事件的公正时，媒体是否还能用这样煽情的笔法、这样大的版面来铺张？

　　新闻报道的重点和原则，应该是事实，而支撑事实的，是坚实、强有力的证据。这一报道角度，基本倾向是展示一个精神病人对家人带来的巨大伤害，对杀害精神病妹妹的姐姐充满“同情”，且笔调煽情，这容易让读者得出一个感受，这样的妹妹，“还是杀了的好”，退一步来说，也是，“这样的妹妹，杀了她是犯了法，但也是情有可缘”------

　　至于本案的另一方——已经身亡的受害者，她的不幸，她的痛苦，在版面上都被我们忽略不计了。当然，也就被我们的读者忽略不计了。我们甚至忘了提醒读者，婷婷杀妹妹，并不是在妹妹正在发病，她的生命权已经受到妹妹威胁的情况之下！而是在妹妹熟睡之中，她用枕头捂死了妹妹，随后冷静地报警。这不是激情犯罪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！

　　病人的生命权，家属的生活权，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是非，分得清轻重的话题。所以，有关“安乐死”的话题，不仅中国，包括全世界都极为慎重。而我们，都把同情和爱心非常现实地仅仅给了活下来的那个人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样的人性化，是一种“伪”人性，这样的法治讨论，是一种“伪”法治。

　　这一事件更像是西方市场化的肥皂剧，编剧完全根据市场反应来决定人物命运的走向以及故事的最终结局。

　　我无从知道，媒体的这组报道，对这起案件的判决起了多大的作用。但从看到报道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有种强烈的预感，一切都将“顺理成章”。

　　终于，果然，到今天，“瓜熟蒂落”了。

　　从中，我看到了舆论力量的胜利，媒体伦理的失守，人性的沦丧，法律的随意。

　　合上报纸，一位同事对我说，她看后的感觉就是，以后精神病人，都可以一杀了之了。

　　我说，是的，包括那些高位截瘫、久病在床，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以致于让我们“精神抑郁”的病人——哪怕是我们的亲父母，亲兄妹，亲子女——都可以一杀了之。

　　这个世界，强者生存。

　　转自天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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